77 人朝聖團失蹤，朝聖旅遊的風險誰買單

IB³ News 編輯部 / 深度報導
圖片來源：AI 示意圖

8 月 26 日，一支朝聖旅遊團在尼泊爾與西藏邊境遇上冰川洪水，吉隆河谷的移民站與邊境小鎮在幾分鐘內被泥流吞沒，這場事前幾乎沒有降雨的尼泊爾洪災，成為喜馬拉雅山區近年最嚴重的災難。

失蹤名單上有數千人，最受注目的一團，是印度靈性導師薩古魯帶領的岡仁波齊朝聖團，77 名來自 19 個國家的團員在返程途中，於西藏吉隆的移民中心被洪水圍困，連同 3 名志工至今下落不明，薩古魯在鏡頭前落淚的畫面，讓這條原本只屬於信徒的路，被推進全球視野。

他們的目的地是岡仁波齊，藏傳佛教、印度教、耆那教與苯教共尊的聖山，今年適逢藏曆火馬年，加上中斷多年的邊境路線重新開放，朝聖人潮大量灌進這條通道，而朝聖旅遊這門生意，早就從宗教圈擴散到一般人的行事曆上，只是旅程掛上信仰的名義之後，安全的責任歸屬，反而很少人在出發前講清楚。

錯過要再等 12 年的火馬年朝聖，遇上喜馬拉雅洪災

被洪水切斷的這條路，在四個宗教的信仰地圖上都是聖地，今年正逢藏曆火馬年，人潮比往年更多，卻在返程途中遇上喜馬拉雅山區近年最嚴重的洪災。

岡仁波齊海拔 6,638 公尺，是岡底斯山脈的主峰，至今無人登頂，轉山一圈約 52 公里，通常要走 2 到 3 天，沿途海拔超過 4,500 公尺，對身體與意志都是考驗。

朝聖人潮為什麼集中在這一年，答案藏在兩個時間點裡，第一個是藏曆火馬年，藏傳佛教的說法認為，馬年轉山一圈的功德相當於平日的 13 倍，錯過要再等 12 年；第二個是從尼泊爾進西藏的朝聖通道，疫情期間關閉之後，直到 2025 年才重新開放，被壓抑多年的朝聖需求，全灌進這條剛剛恢復的路。

洪水抵達邊境的那一刻，吉隆的移民中心首當其衝，薩古魯的朝聖團當時正在那裡辦理返程手續。

這一批朝聖季，Isha 基金會總共帶了 21 個團，其中 495 人早一步平安返回，743 人留在西藏、148 人在尼泊爾，而 77 名團員與 3 名志工的下落，從那天起變成家屬每天追問的懸案，薩古魯事發後公開露面，談到這批團員時仍數度哽咽。

尼泊爾洪災發生兩週之後，基金會的更新仍然停在同一句話，77 人與 3 名志工仍下落不明，因為邊境兩側都管制進出，中國一側的吉隆口岸限制人員靠近，理由是法醫與救援作業，尼泊爾一側同樣管制，媒體直到事發第 12 天才獲准進入。

外圍的數字則是每一週都在動，尼泊爾當局的失蹤統計一路上修到 6,150 人，兩國合計罹難人數超過 1,400 人，遺體辨識得靠 DNA，進度緩慢，邊境兩側的家屬，只能盯著牆上貼的照片等消息。

從許可證到嚮導，朝聖旅遊賣的是安心

朝聖旅遊早就不是一個人苦行的年代，從報名、許可證、住宿到交通，整條路可以被組裝成套裝行程，賣的是有人替你打點好一切的安心。

以 Isha 基金會的岡仁波齊行程為例，報名採梯次制，西藏的特別通行證、尼泊爾端的接送、邊境到高原的交通與住宿，全由基金會安排，團員要自己準備的，除了體力與個人裝備，還有一份行前說明裡列出的注意事項。

說穿了，一團人能站上四千多公尺的山口，靠的是一條分工鏈，主辦的一方負責把團組起來、把許可證辦下來，當地的合作旅行社負責執行，辦文件、調車輛、找嚮導，帶路的尼泊爾嚮導則是整條鏈裡最靠近風險的一環，他們熟悉每一段河谷與每一個季節的脾氣，卻也是整條鏈上最不容易被記得名字的一群人。

洪水來的那一天，這條鏈的分段立刻現形，Isha 基金會統計的失蹤者，是與它直接相關的 80 人，也就是 77 名團員加上 3 名志工；但管理這條朝聖路線的當地業者說，連同長年隨團的尼泊爾嚮導，這一批失蹤者其實是 92 人，差的 12 人不在基金會的統計裡，因為雇用他們的是當地旅行社，家屬公開表達了不滿，質疑服務多年的嚮導為什麼不算在名單上，基金會則回應，支援人員由當地的合作單位聘用，相關的責任分工，正在與對方釐清。

除了套裝行程，這條路上還有另一種商品，同樣的岡仁波齊，台灣的旅行社在賣、日本的旅行社在賣、尼泊爾當地的大小業者也在賣，路線大同小異，但只要掛上一個名字，不管是薩古魯帶隊，還是任何一位老師同行，行程的意義就不同，名額的邏輯不同，價格的邏輯也不同，多出來的那一段，買的不是更好的帳篷或更快的車，而是一種確定感，跟著這個人走，就會被照顧好，這種在市場上真實存在的價差，可以叫它「信仰溢價」。

朝聖旅遊是靈性旅遊裡最硬的一種，走的不是放鬆路線，是海拔四千五百公尺的體力考驗。

信仰溢價也不是誰的專利，它是市場對一份信任的自然定價，信徒願意為安心多付一點，因為安心本身就有價；真正值得追問的是，當賣安心的組織碰上連自己都接不住的災難，團員手裡剩下的，往往就是官方管道與等待。

日本賣一生一次的行程，韓國當成登山試煉

同一條岡仁波齊，日本的朝聖旅遊把它做成一生的旅行商品，韓國把它當成登山人的試煉在走，兩種走法都離不開專業分工，跟著上師走 vs. 跟把一切交給信仰的結構比起來，剛好是兩個世界。

日本的岡仁波齊團是這樣賣的，老牌旅行社以馬年為題推出限定行程，文案寫著一生至少一次的心願，賣點之一是專業領隊全程隨團，從證件、健康到突發應變都有人處理。

日本的朝聖路線產業化得很早，四國遍路、熊野古道這類路線，地圖、住宿、交通與裝備都有人幫你準備好，朝聖者往往是一個人上路，後勤交給熟門熟路的業者，風險由制度承接，而不是交到一個人的手上，面對這次洪災，日本政府也透過國際紅十字會，捐助了 100 萬美元給災區。

韓國的方向不太一樣，把喜馬拉雅當成登山實力的驗收場，尼泊爾當局統計的外籍失蹤者裡，就有韓國公民，韓國媒體在災後找來資深登山家談這條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的路，連老手都說，冰川積水一旦噴發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韓國人組朝聖團，多半與專業登山體系配合，把高原的風險當成專業問題處理。

把日韓放在旁邊看，共同點是分工，朝聖是一條產業鏈的產物，誰帶隊、誰保險、誰負責善後，上路前就有清楚的對口。

相對地，上師帶團的形式，安心來自上師的在場，責任落在恩典的語言裡，路線一樣、雪山一樣、洪水一樣無情，但災難叩門的那天，兩種體系給出的答案完全不同。

上山之後，風險感是怎麼被關掉的？

人跟著上師上路，交出去的不只是行程與費用，還有判斷風險的那條神經，這套機制在心理學裡並不神秘，而且它在平地也天天運作。

第一層機制是權威，在不熟悉的高山與邊境，人對局勢的判斷本來就不可靠，於是把判斷權交給看起來最懂的人，是很自然的節省，權威在場本身就會讓風險感下降，「有老師在，不會有事」，這句話不是懶惰，是人類演化出來的安全策略，只是它估算的對象是日常，不是冰川。

心理學把這種傾向稱為「權威偏誤」，它讓專家帶路變得更有效率的同時，也讓個人對異常訊號的敏感度一併下降。

第二層是朝聖本身的心理功能，走一趟艱難的路，本來就是為了某種蛻變，信徒自願把自己放進低溫、缺氧與長途跋涉裡，因為辛苦會讓抵達變得隆重，這份自願也悄悄關掉了風險評估，既然是修行，痛就是應該的，既然是跟團，出了意外總有人會處理，這種時候還有「樂觀偏誤」補上最後一腳，每個人都相信壞事不會輪到自己，尤其當身邊還有幾十個人一起相信的時候。

第三層回到那個價差，多付的錢買的是被照顧的確定感，這是人面對不確定最古老的解法，本身沒有錯，信眾在過程中得到的安慰與支持，也是真實的。

話說回來，安心如果只存在於信任裡，不存在於制度裡，那麼它的保存期限就會跟著一個人的狀態走，上師會老、組織會出錯、天會變，當家屬手上只剩一張合照與一支熱線電話，接下來要面對的程序，會比岡仁波齊那 52 公里更長。

台灣的療癒旅行變多，帶團的人準備好了嗎

對台灣的身心靈工作者來說，這起事件最該看懂的一件事，是帶人出門的責任升級，教室裡的信任，一旦出了門就變成風險。

這幾年台灣的療癒市場正在往外走，僻靜營、療癒旅行、海外朝聖團開始出現在行事曆上，主辦的多半是一人公司或小型團隊，本業是陪伴與教學，不是風險管理，場地有人訂、餐有人備、行程有人排，但保險保到哪裡、出事誰對口、團員的健康狀況誰把關，這些問題常常沒有被寫下來。

把界線畫清楚不是唱衰，反而是這個產業成熟的標誌，報名表上多一欄緊急聯絡人、行前多一頁風險說明、合約裡把責任歸屬寫明白，這些動作短期看起來麻煩，長期卻是最划算的信任投資，因為這一行的資產，向來是別人敢把重要時刻交給你的那份放心。

岡仁波齊還是值得走的，山沒有錯，值得調整的，是把平安整包外包出去的習慣，下一次跟著誰去遠方之前，信仰可以放心交給老師，平安記得留一半在自己手上，朝聖旅遊這條路從來不是抵達就算數，平安回到家，才算真正走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