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庸之惡的台灣日常：把人生決定權交給默認值

IB³ News 編輯部 / 深度報導
圖片來源：AI 生成示意圖

台灣社會最近幾年出現一種奇特的集體現象：新生兒人數年年創新低，2026 年前 7 個月又比去年同期少逾 1 萬人，人口連續 31 個月負成長，7 月單月新生兒只有 7,906 人，同期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的 2 倍；與此同時，職場上瀰漫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」的氣氛，社群上跟單、求明牌、把判斷交給演算法與網紅的貼文永遠有流量。這些現象看起來互不相干，底層卻共用同一套開關：把人生決定權交給默認值。

1961 年，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以《紐約客》特派記者身分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耶路撒冷大審，事後寫成《平凡的邪惡》，提出一個至今仍讓人不舒服的觀察：最可怕的邪惡，往往不是出自扭曲的怪物，而是出自拒絕思考的普通人，而平庸之惡在六十年後，從法庭場景搬進日常，台灣社會正在用一種更安靜的方式重演同一齣戲，不是作惡，而是放棄思考，把人生一個接一個的決定，交給系統預設的選項。

當代現象：六種默認值

把人生交給默認值，在台灣有六種最常見的表現，分別出現在工作、關係、思維、生育、財務與消費六個領域，症狀不同，病根同一個。

工作上的默認值，是「做大家都做的事」：跟著科系找工作、跟著同事加班、跟著年資等升遷，從不問自己為什麼在這裡；關係上的默認值是「跟著社會時鐘走」，幾歲該結婚、幾歲該生子、幾歲該買房，每一步都有既定的時間表，時間到了就執行，沒想過這張時間表是誰訂的。

思維上的默認值最隱蔽：開頭先問「網路上怎麼說」而不是「我怎麼想」，遇到不同意見第一反應是站隊而不是理解，連旅遊行程都直接抄別人的懶人包；生育與教養層面，決定生或不生、生幾個、怎麼養，常常是長輩壓力與同儕比較的結果，而不是夫妻兩人真正想清楚之後的選擇，2026 年台灣出生人數持續探底，數字背後是無數個「沒時間想」的決定。

財務上的默認值，是「跟著別人的錢走」：同事買什麼就跟著買什麼，網紅報明牌就跟單，詐騙集團正是靠著這股不查證的風氣年年在台灣收割鉅額金錢；消費上的默認值，則是平台餵什麼就吃什麼，推薦演算法決定了我們看什麼、買什麼、相信什麼，一天下來真正由自己決定的選擇，可能一隻手數得完。

商業拆解：誰在替你思考

放棄思考的人，是數位時代最穩定的一門生意，從演算法、知識付費到身心靈課程，都在賺同一筆替人思考的錢。

推薦演算法是默認值製造機：它替你決定下一則貼文、下一支影片、下一個購物車裡的商品，你以為是自己在選擇，其實只是順著系統排好的路徑走；平台賺的是停留時間與廣告，你付出的是注意力與判斷力，而判斷力這種東西，越不用越萎縮。

知識焦慮經濟承接了這份萎縮：IG上免費的知識短影音、速成課程與「10 分鐘學會一門技能」的標題，販賣的是「收藏等於學會」的錯覺，買課的人很多，真正打開課程的人很少，因為收藏本身已經滿足了「我有在進步」的心理需求，思考反而多餘。

身心靈與理財話術則提供更高階的服務：替你承擔選擇的責任，「跟著宇宙的流動走」「相信你的直覺」「跟單就對了」，這些話的共同點是請你把判斷權交出去，交給一個更權威的存在，無論那是宇宙、老師還是明牌；短期確實輕鬆，代價是長期的判斷力流失，而判斷力正是面對人生風險時唯一的保險。

這門生意為什麼做得起來，心理學給了一個樸素的答案：思考很貴，大腦只佔體重 2%，卻消耗約 20%的能量，天生傾向節能，凡是能靠直覺、習慣與從眾解決的問題，大腦都會優先選擇捷徑；系統設計者早就摸透這條捷徑，把「幫你思考」包裝成免費服務，最後你連「為什麼要付錢讓別人替我思考」這個問題，都沒力氣問。

韓日對照：先躺下的鄰居

日本與韓國比台灣更早走到集體放棄的階段，兩國的數據與現象，剛好是台灣的未來預覽。

日本是低欲望社會的教科書：管理學者大前研一用這個詞形容年輕人不再買房、不再消費、不再追求成功的社會，內閣府的調查顯示超過 4 成日本人認為自己的國家不是一個容易生養小孩的地方，出生數從 1973 年第二次嬰兒潮之後一路下滑，2015 年以後加速探底。

職場端的放棄更明顯：マイナビ 2026 年公布的調查顯示，日本正社員超過 4 成屬於安靜離職，20 世代約半數，不辭職、不出世、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；辭職需要成本，安靜離職則在成本內完成撤退，這是結構壓力下最理性的個人選擇。

韓國則把「拋棄」變成一門語言：2011 年出現「三拋世代」，拋棄戀愛、結婚與生育，之後一路擴大成五拋（加上買房與人際關係）、七拋（再加上夢想與希望），最後變成N拋世代，拋棄的項目多到數不完；韓國的總和生育率 2023 年跌到 0.72 的全球谷底，2024 年回升到 0.75、2025 年 0.80，連續兩年反彈，但 2025 年新生兒只有 25.4 萬人，仍在超低水位。

台日韓的劇本驚人相似：系統壓力升高，個體選擇撤退，撤退讓系統壓力更高，形成負向螺旋；差別只在台灣走得比較慢，日本的安靜離職與韓國的N拋世代，就是這條螺旋走到後段的樣貌，值得在還沒到站之前看清楚。

心理機制：不思考的惡

平庸之惡這個概念，指的從來不是壞人，而是拒絕思考的好人，這恰好解釋了默認值人生的心理結構。

1961 年，漢娜鄂蘭在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，她預期看到一個怪物，卻看到一個平凡無奇的官僚，滿口套話、從不思考自己行為的意義，只強調「我只是執行命令」；鄂蘭據此寫成《平凡的邪惡》，中譯本 2013 年由玉山社出版，副標題「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」，她認為艾希曼的可怕不在於殘暴，而在於「拒絕思考」這件事本身，一個人可以完全正常地生活，同時完全停止思考。

認知心理學把這套機制拆得更細：人類大腦有兩套系統，系統一負責直覺與習慣，快而省力，系統二負責分析與判斷，慢而耗能；多數人的生活 90% 由系統一主導，這本來是演化留下的生存優勢，但在資訊爆炸的時代，系統一的捷徑包括從眾、確認偏誤與權威服從，每一條捷徑都會在不知不覺中把決定權交出去。

心理學界對鄂蘭的觀點並非沒有爭議：有學者批評她低估了艾希曼的主動性，認為把邪惡形容成「平庸」反而淡化了個人責任，主張邪惡一點也不平庸；也有研究者強調情境的力量，米爾格蘭的服從實驗與史丹佛監獄實驗都顯示，普通人在結構壓力下可以做出違背良心的行為；兩派爭論的焦點不同，但指向同一個結論：拒絕思考不是性格缺陷，而是可以被結構誘發的普遍傾向，這讓「提醒自己思考」變成每個人都需要的日常練習。

圈內意義：拿回決定權

看懂默認值機制之後，改變的起點不是「變得更勤勞」，而是「把決定權拿回來」，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是鞭策自己，後者是重新分配注意力。

第一步是盤點自己的六個領域：工作、關係、思維、生育、財務、消費，每個領域問自己一句話，這是我的選擇，還是預設選項；答案如果是後者，不一定要立刻改變，但至少要承認「我在這裡把決定權交出去了」，承認本身就會讓系統一稍微讓位給系統二。

第二步是從小事練習思考：一個月做一件「非默認」的決定，換一條通勤路線、拒絕一次跟風消費、對一張轉發貼文先查證再按讚，思考跟肌肉一樣，需要低強度的重複訓練才會長回來；第三步是資訊節食，每天留一段完全沒有輸入的時間，讓大腦從被餵養的狀態回到自主運作的狀態，很多想不清楚的事，都是在沒有輸入的時候想清楚的。

對下一代而言，這件事更急迫：與其要求孩子贏在起跑點，不如先示範怎麼思考，養育品質的關鍵不是補習班數量，而是家長有沒有在孩子面前展現提問的習慣；教育斷層的根源往往不是資源不夠，而是大人自己先停止了思考，然後把停止思考的姿勢傳給了下一代。

把決定權交出去，是這個時代最輕鬆的選擇，也是最昂貴的選擇：輕鬆的是當下，昂貴的是長期，因為人生所有重要的東西，房子、關係、健康、下一代，都是用決定堆出來的；決定權這種東西，交出去容易，拿回來很痛，但那是人跟機器的差別，也是這篇文章唯一想提醒的事，你可以在任何時候，把人生重新拿回自己手上。